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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屋還在那兒滄桑地聳立著。他的確像上了年紀的一位老人。椽子已開始朽爛，房梁已開始裂縫，墻壁已開始傾斜，地下已是老鼠的天下，到處是鼠洞和它們辛勤刨出來的黑土;院子里長滿了一人高的艾蒿。走進院落讓人恍若是來到了一個荒島上，有點恐怖。

　　然而，這里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一點一滴都澆鑄在我心魂里。就是這院老屋，奶奶住過，父親母親住過，哥哥住過，弟弟住過，我們那一大家子人全都在這兒住過。我就是從這院老屋里走出來，走進了永登小城，然后一直走進了人生的暮年。

　　老屋年輕的時候也是我們家人氣最旺的時候。四世同堂，紅火異常，孩子的哭叫聲，父母的嬉笑聲，大人們勞動回來疲憊的呻吟聲，伴著雞豬狗羊的鳴叫聲，整個老屋的院子里就像上演著一出秦腔大戲《農家樂》。

　　在我記事時，奶奶就是一個頭發斑白的尕老婆，小腳，傴僂著腰，到她去世時我已經20歲，她仍然是那樣一個精干而又勤勞的尕老婆。她嫁了兩家，前一家育有三個兒女，她嫁過來時將最小的女兒帶到了我們康家，狠心的爺爺用一大碗鴉片將小姑姑賣給了一位河南的人販子，那年她才10歲。母女倆生離死別時撕心裂肺的哭叫聲至今仿佛還在我耳畔回響。她一生除了辛勤的勞作外，還要忍受胃病的長期折磨。當胃病發作時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別人用膝蓋在她的脊梁上使勁擠壓，這樣疼痛就會緩解一陣，從小學到初中我一直跟奶奶睡在一個炕上，我便成了奶奶的“外科醫生”。她一輩子沒有吃過一片藥。那時家里常年吃得是玉米紅薯等救濟糧，時間長了，我實在難以下咽，奶奶把飯遞到我手上，像哄小娃娃一樣，撫摸著我的頭說：“我的娃，你吃飽，粗了粗你吃飽!它也是養人的五谷啊!”奶奶在她生命的70多個歲月里只走過三個小村莊，一個是她的娘家，一個是她的前夫之家，另一個就是我們康家，用腳步丈量完三個家也不過30里路，這就是奶奶全部的生命旅程。奶奶是胃病發作時死的，她臨咽氣時頭前還放半碗玉米面馓飯和半碗冰水——那時候就連一碗開水都不能按時喝上。

　　我的父親是個不知疲憊的人。在我的記憶中，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冬天他去拾大糞，辛勤地去積墊肥料，以期能用它多換回一些工分。白天他忙乎在田里，常常是一身泥水一身汗。在我們一家人幾乎活不下去那些年月里，他東奔西跑去借糧，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大麥、青稞、洋芋、蘿卜，只要是養人的東西他都要，來年又用優質小麥償還。他一輩子的神圣職責就是養活自己的兒女。他最高興的是過年。除夕之夜，我們都守候在土炕上等待他給我們發年錢(我們這里不叫壓歲錢)。這時候他大概才感受到做父親的偉大與豪邁，他鄭重地打開終年揣在懷里的油漬漬的錢包，其實里面總共裝著也還不到十元錢，他給我們兄弟姊妹每人一枚五分鋼幣，還異常嚴肅告訴我們：要好好花這些錢，千萬不可賣糖吃。似乎他給我們的不是五分錢，而是一塊能辦大事的金元寶。

　　我的哥哥是從這個老屋里走向另一個世界的。他小的時候，經常被生產隊派到外頭去打零工，多半時間是跟著那些經驗豐富的木工，替他們背背工具，看看工地，送送飯菜。一次放學后我經過楊家場，突然發現哥哥正在給李家做蓋房子的木工活，我走過去問：“你的師傅呢?”哥說：“我就是師傅啊，你小子還小看我呢!”這時我才明白：哥哥已經成了能夠獨立攬活的當地小有名氣的木工了。在一個風狂雨驟的早晨，他給生病的父親請來了醫生，輸了藥，又叮囑幾句就出去了。這一轉身的背影卻成了他給我的最后記憶：下午，一場慘烈的車禍將他送上了不歸路。

　　弟弟也是從這個老屋里走出去的。清苦的日子里，一家人只喝玉米面拌湯，一日三餐只喝得胃如刀剜，面容青紫，憔悴如木。弟弟用黑瓷大碗盛滿只有少許面粉的綠糊糊就蹲在臺階上呼呼地喝起來，“老三篇”的三大碗湯水灌進肚子里，肚皮兒有點膨脹，可胃里還是“挖”得厲害。弟弟滿頭大汗地站起來，往鍋里望了一眼，已經不多了，讓給別人去喝吧，于是放下碗心猶未盡地走了。饑餓逼趕著弟弟當兵去了，他當兵的目的只是為了能吃飽肚子。饑餓讓他早早懂得了好多。在文革時期只讀過初中的弟弟居然奮斗成了一個副師級干部。弟弟每次回家，凝望著的老屋蒼郁的容顏，感慨萬千，淚流滿面。

　　老屋，我的老屋，你是我們生命的船，把我們從兇獸出沒的荒島上，乘風破浪地送到人煙阜盛的鬧市里;你是一位學識淵博的老師，教我們知道了人是什么;你是一片記載著生命四季嬗變的樹葉，永恒地活在家人心魂中。老屋，我的老屋，你是我靈魂的棲息地：我生命的起點從你懷抱里開始，但愿我生命的終點，也在你溫馨的懷抱里安詳地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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