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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文弱書生，只會舞文弄墨，獨立生活能力極差。家里的一應事務，做飯、洗衣、管孩子，全靠妻子。可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五個子女都已能獨立生活，年過六十的妻子卻患了重度冠心病，起居困難。靠妻子靠慣了的我，生活開始狼狽不堪，家里亂成一團糟。不過亂就亂吧，只要有她在，有事由她拿主意，我心里還踏實。
可是又過了兩年，妻子的病更重了，住院成了生活的常態(tài)。2002年8月一天，她心臟劇烈疼痛又住進醫(yī)院。上午9時到醫(yī)院，醫(yī)生診斷說是心肌梗塞，經過一番急救，緩過來了。孩子們說，咱在醫(yī)院招待所開個房間吧，照看媽媽方便。我找到招待所服務員，把房子定好又急急忙忙回到病房。
妻子精神狀態(tài)非常不好，一個勁兒說“心里憋得慌，要把人憋死了”。醫(yī)生說，這又是犯病的前兆，為防止惡化他們在妻子的手上、腳上掛滿了吊針。可是到了晚上9點多，妻子的病還是又犯了，打強心針、電擊，都無用，十點多妻子還是撒手人寰。
妻子撇我而去，我立即感到失去了相濡以沫的潤澤，就像河里的一條魚兒突然被浪濤拋上了沙灘，將何以生存？我的面前突然一片漆黑，覺得自己是那樣的無能和無助，我埋怨“上帝”和命運，我究竟做錯了什么，為何這樣懲罰我？
此時我突然想起，妻子入院時我在醫(yī)院招待所登記了一個客房，我拿出房卡給了孩子，一看房號：“104”。怎么這么個號碼，“一動死”的諧音，兇號啊！我們默默無語，心想這是“上帝”給的暗喻，我怎么就沒有發(fā)現呢？這時，我不由自主地把一切怨恨都發(fā)泄到了這個“104”上，一時間似乎妻子的死都是這個“104”造成的：可惡的“104”，該詛咒的“104”，萬惡的“104”，你罪該萬死啊！我也恨自己，訂房間時，服務員說“只剩一間房了”，我說“有一間就行”，拿上房卡就走，連房號也沒有問，以致鑄下大錯。我真是蠢到了家！
我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神鬼和宿命。我知道，迷信是人們在命運面前無能無助的產物。因為無能，只有拜跪在命運腳下；因為無助，只有相信冥冥之中有所謂神靈掌管著命運。生活中的某種偶然把某些數字同幸運或厄運聯(lián)系在一起，人們便以為這是神靈的啟示。我想，現實中所謂吉利數三、六、八、九和所謂不吉利號四和七，就是這樣來的。久而久之，信之者眾，也就約定成俗了。號碼本身又有何功、又有何罪？我自然不會相信這些。
還在大學上學時，我們就曾經批判過以數字論吉兇的迷信思想。那時河南洛陽文學雜志《牡丹》上刊登過一篇小說《母親》，描寫一位篤信天命的老太太，在兒子重病奄奄一息時，每天都在自己的臥室和兒子的房間中間踱步，心中暗暗地數著，每次都恰好走十步，多一步或少一步，他都會拐回去重走。說十步就是十全十美，孩子的病就會好起來。我們這些年輕學子立刻發(fā)文批評，說這是明目張膽地宣傳迷信思想。評論文章的題目好像是《數字豈能救命》，竟在雜志上也登了出來。現在看起來，未免有些強詞奪理，作品里一個落后老人的愚蠢舉動并不能代表作者的宣傳意向。但我們的做法起碼說明了一點，我們是不同意以數字論吉兇的。
但是，此時我卻對“104”深惡痛絕。盡管我從理智上認識到，妻子是因為長期冠心病致死的，但理智總是戰(zhàn)勝不了感情，對“104”還是恨恨不已，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一段時間，我真想向全中國的飯店、旅社、公寓發(fā)一個倡議，建議將所有的“104”房間號一律取消。“104”何罪？盡管我知道，世間的厄運未必都和“104”有關，但是誰叫它攤上“一動死”的諧音呢，活該它倒霉！
世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愛好吉利的。飯館開張了要起個名字，或“鴻福”啊、“萬利”啊；孩子生下來起個名字，或“德福”啊、“有祥”啊！似乎有個好名字，就能帶來好運。但是，厄運該來還是照樣會來，僅憑一個好名字是阻擋不了的。名字也好，數字也好，它僅僅是一個記號，與吉兇并無內在聯(lián)系。也許到將來某個時候，科學高度發(fā)展了，人們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了，就不會再在乎所謂號碼的吉與兇了；也許只有到那時，這個不吉利的“104”才能從人們的厭惡中徹底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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